一个全职妈妈的复婚
在16岁的黄静波眼里,倪金磊壮实、有幽默感,是她喜欢的类型。而倪金磊眼里的黄静波, “漂亮,爱笑”,是高中时的班长。
22岁时,他们成为了彼此的“妻子”、“丈夫”。生活艰辛,他们默默认同了一方“养家”,一方“育儿”的分工,但家庭生活从来不是泾渭分明,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,他们六年的婚姻走到尽头。
32岁时,已经离婚四年的黄静波和倪金磊复婚了,其间,他们的小儿子被诊断患有孤独症。
今年3月,记者第一次走进黄静波的家:将近90平的屋子里空荡荡的,没有沙发,也没有茶几,电视机被挪到墙角一处不起眼的地方,只有一张勉强能容纳四个人围坐的餐桌,也是家里唯一能坐下来聊天的地方。黄静波轻言细语地说,这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儿子磕了碰了,也防止他总看电视,刻意打造的空间。
黄静波素面朝天,圆圆的脸上带着倦容。但当5岁的儿子一边吃手,一边奔向她喊妈妈的时候,她的笑容又浮现了出来,“妈妈在这呢。”另一边,9岁的女儿又碰到了解不出的数学题喊妈妈,她迅速地回应,“一会儿妈妈给你看一下哈。”
这是黄静波的日常。在冲上热搜的文章里,她的复婚是经历风雨后破镜重圆的故事。但生活也许不止于此,在大团圆的缝隙里,还有许多全职妈妈的纠结和困境,也有现实婚姻中无可奈何的妥协与退让。
黄静波和倪金磊是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第三中学的同班同学,高中时,他们坐前后桌,是彼此的初恋。她主动出击,让倪金磊骑自行车送她回家,为了知道他的手机号,用对方手机给自己打了个电话。
在校园里,他们高调地牵手,一块去食堂吃饭,闹分手时,他在音乐课上给她唱《新不了情》。
但仅仅交往了两个月,高一上学期结束,倪金磊辍学,接手了家里在批发商业市场的鱼摊生意。黄静波也因为母亲改嫁,无力负担她的生活开销,高二辍学,到北京的服装店做销售。
自此,他们断了联系。直到2012年年底,21岁的黄静波与谈了两年的男友分了手——对方不愿结婚,黄静波决定结束这段关系。那时,她回到老家散心,玩手机“摇一摇”,没想到摇到了倪金磊,“我看一眼头像就知道是他,五年了没有变化。”
倪金磊一开始没认出来她,黄静波去北京工作的四年,瘦了很多,体重不到一百斤,变时髦了,还学会了化妆。
第二天,他约她见面吃饭。第三天,他开车到她二姨家楼下,跟她表白:“咱俩结婚吧。”倪金磊说,结婚的冲动始于颜值,也听她说起一些家庭变故,“想要保护她。”
现在回想起倪金磊求婚的场景,黄静波还是会抿嘴笑。那时,她还没从上一段感情中抽离出来,但对婚姻期待许久,当即就同意了。
读初中以前,黄静波跟随父母生活在北京,母亲当保洁员,父亲开小面包拉货,一家人挤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,由于城市拆迁改造,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搬家,居无定所。
在她上五年级时,父亲被诊断患有抑郁症,后来去世了。母亲一个人留在北京打工还父亲治病欠下的债,她被送回老家念初中。在那段时间,她辗转寄住在不同的亲戚家,姥姥、二姨、舅舅,从没有过自己的房间——她太想要一个家,一个稳稳当当的住处了。
2013年5月18日,黄静波和倪金磊回农村老家办了喜宴。2013年8月13日,他们领了结婚证。
黄静波回想,那时的她一直在追寻“爱”的路上奔跑,以为只要结婚了,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
喜宴过后半个月,黄静波发现了自己怀孕了,怀的是双胞胎,孕吐反应严重,怀孕5个月时,她的体重从原来的125斤降到105斤。那时,丈夫和公婆都忙于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——鱼摊生意,无暇照顾她,母亲又在北京上班。
其中一胎发育不好,怀孕22周的她去北京做了减胎手术。她记得清楚,病房里三位产妇,只有她是母亲陪着的。做手术那天,倪金磊问过她,用不用去?她嘴上说着:“你要忙就别来了。”实际上,心里是想他来的,觉得他“足够重视自然会来”。
等术后伤口长好了,黄静波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主动要求和倪金磊一起回老家住。结婚刚满一个月,倪金磊晚上就很少回家,独自住在农村老家照看鱼池。两个人两三天才能在公婆家见一次面,她担心“感情容易出问题”。
那是2014年正月,天气很冷,农村老家没有暖气。她陪着他,早上五点开车到批发商业市场的鱼摊,他去卖鱼,她回家补觉,晚上靠泡脚和点电褥子取暖。
她第一次对婚姻失望,是在女儿满月的时候。他打游戏,在游戏里和队友结婚,喊别人“媳妇”。她气得三天三夜没吃饭,一下子没了奶水,女儿靠吃奶粉长大。那次,她在电话里跟母亲说:“想回家。”母亲让她去姥姥家住两天。
那一刻,她放弃了离婚的想法,她想起自己是个没有依靠的人,“没人帮我看孩子,我不能去挣钱。”
倪金磊结婚时刚满22周岁,若不是家里催着相亲订婚,他或许不会那么快做出决定——向黄静波求婚。他从小被父母保护着也安排着,初高中时,每周就有两三百元零花钱,父母早早为他准备好婚房,托媒人给他介绍对象,就盼着他早点成家。
他说,自己内心觉得结婚和单身区别不大。“依旧是上午卖鱼,中午卸货,下午睡觉,晚上玩手机。”
渐渐地,他们意识到彼此都把婚姻想简单了。倪金磊很早就从家里出来自己住,结婚后,突然有个人管着他打游戏、玩手机,试图改变他的生活小习惯,感觉“特别别扭。”
倪金磊怕热,夏天空调不开到十几度,睡不着觉;但黄静波怕冷,睡觉喜欢关门关窗,有了女儿后,两个人就分房睡了。
他每天早上4点30分起床去卖鱼,冬天手上布满冻疮,挣的都是辛苦钱,因此格外节俭。家里床板坏了,也不愿换新的,床垫铺地上就能睡,八块钱一双的拖鞋能穿好几年。
而黄静波觉得,挣钱是为了改善生活,她没给自己买过奢侈品,但很舍得给孩子花钱。他们家客厅一整面壁柜装满了孩子的书和玩具,家里放不下的,就堆放在楼梯间——两辆滑板车、一辆儿童自行车和两辆小型玩具车。为此,他经常抱怨她“不会持家。”
为了节约空间,黄静波家的餐桌只保留了一把木制带靠背的椅子,其他的凳子都可叠放。这把带靠背的椅子是倪金磊的专座,黄静波尤其不喜欢他从进家门就坐在那里打游戏,两三个小时后,一声不吭地回屋睡觉了——她希望他花些时间和自己说说话,陪陪孩子。但他觉得,卖鱼工作一天够辛苦了,晚上回家还不能放松一下?
她觉得他的心里好像没有“小家庭”的概念。有一次,她问他几点回家吃饭?倪金磊说:“今晚我爸炖了猪头肉让我过去吃。”她有些不高兴,公婆家就住在对面小区,“他都没想着喊我和闺女一起去,或者捎一点回来给闺女吃。”
倪金磊不能理解她的不高兴,他觉得她有些不知足。“管你吃管你喝,你怎么这么多要求?”“你一天在家看孩子也不干啥,你有什么可伤心的?”这些在他看来“无意伤害她的话”,她牢牢地记了很久。
黄静波觉得,在这段婚姻当中,他们的关系是不对等的,她有“被边缘化”的感觉,原因主要在于自己“经济不独立”。
结婚的时候,倪金磊家按当地彩礼行情,给了她六万彩礼,但她没有嫁妆;生女儿的时候,她去北京做的减胎手术和产检,花了近五六万元,因为她没有单位缴纳社保,这些费用都由婆家拿钱。
2017年正月,在公婆的催促下,她怀上了二胎。儿子出生仅七八天,就感染了肺炎,吃母乳容易呛奶,肺炎住院花了近一万元,每月奶粉钱五六百元,给这个精打细算的小家庭增加了不少额外的开销。婆家多少有些不理解,为什么她生孩子比别人费钱?
结婚后,由于很快怀孕,她一直在家待产、看孩子。生完二胎后,倪金磊把每月生活费提到六千元,但用度还是很吃紧。黄静波回忆,儿子从小就体弱多病,咳嗽、呛奶、睡觉不好、肠道不通畅,小毛病不断,一个月得去五六趟医院,女儿上幼儿园每月还要交近1500元保育费。 “掌心朝上”问倪金磊要钱的滋味,让她觉得心里不好受。
有时,送完女儿去幼儿园,她一个人坐在车里哭,哭够了再上楼接替公婆,照看儿子。
在倪金磊看来,两个人都生了两个孩子,日子也没再次出现大的差错,怎么就走到了离婚这一步?
他对于现有的家庭分工是满意的,他负责赚钱养家,媳妇负责照看两个孩子。尽管他清楚自己休息的时候爱打游戏,不愿陪孩子,媳妇心里有过抱怨,但他又觉得“这不是现在家庭的普遍现象吗?”
埋藏在黄静波心里的很多“小事”,他再次听到时,会有片刻不安,但又很难准确回忆起来。他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个性,遇到事儿“睡一觉就好了”。
她记得,外出吃饭时,倪金磊喜欢点口味重的饭餐,很少考虑到她喜欢吃清淡的;刚结婚的时候,她做饭不好吃,他说她“糟蹋粮食”,自己点外卖吃;他们俩一起去朋友聚会,倪金磊只和朋友们提起他的母亲很辛苦,为家庭付出多,却只字未提坐在一旁的黄静波。
在初中好友张璐看来,黄静波“特别想有被人疼爱的感觉”。漂泊的经历让她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,不愿给别人添麻烦。即使是朋友,可能也要等几个月后,才听她提起之前独自忍受过的难处。
黄静波两次坐月子,张璐都来看望她。张璐记起,黄静波头发蓬松随便一扎,坐在床上,守着两个孩子的场景,总会有些遗憾。因为在更遥远的记忆里,黄静波是那个刚从北京回来,扎着高马尾,背着双肩包,穿着靓丽,走路蹦蹦跳跳的女孩。
离婚的想法是在2018年8月萌生的。当时她跟倪金磊回父母家吃饭,在厨房里,倪金磊嫌她放碗筷的声音大,态度不好,打了她一拳。她没站稳,躺到了地上,是女儿从远处跑来把她扶起来。她心头涌起了寒意,抄起一把水果刀扔到倪金磊脚边,“有本事你就捡起来捅死我。”那是她第一次,冲丈夫撂狠话。
那也是第一次,她在两人吵架之后,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在北京的母亲家。倪金磊的好友程文彬记得,他们冷战的七八天,倪金磊和他打过好几次电话,说“不小心碰了小黄一下”,求助好友调解。程文彬感觉,倪金磊对和黄静波动手感到愧疚。
黄静波没选立刻离婚。当时她刚开了一家童装店,把六万块钱彩礼钱和从母亲那拿的五万块钱都投在了店里,一分钱积蓄都没有剩,也担心离婚后,丈夫不再给每月的生活费,“处于一种离不动的状态。”
她也想到了儿子的未来。她了解到,在大多数的离婚案中,若孩子年龄不满2周岁,通常判给母亲。在她看来,等儿子满两岁再离婚,把儿子留给倪金磊,至少能保证他以后成家,不会被车房、彩礼难住。
倪金磊也可以感觉到婚姻的危机。黄静波会旁敲侧击地提到离婚,也会半开玩笑地说,以后不用找媳妇了,找个保姆照顾他和儿子就行。
倪金磊觉得黄静波总有这种想法“不是好事”,但又拗不过她。2019年10月8日,他们领了离婚证。
离婚的消息,除了几个好友知情,没有告诉别人,包括父母。因为倪金磊担心父母知道后,担心他过得不好,替他操心。此外,他始终觉得,他们之间还有挽回的余地。
他说,媳妇,咱俩都生两个孩子了,我真有点离不开你了。我知道你挺包容我的,不管我做多么过分的事情,你都原谅我,因为你一直都在包容,所以我才肆无忌惮。我挺对不起你的,我这么多年没有让你跟我一起享福。
离婚后,倪金磊提出黄静波和女儿能够继续住在婚房里,他赚钱养家,她照顾孩子。黄静波暂时同意了,因为舍不得儿子,也因需要一些时间把童装店转租出去,处理掉存货,再带女儿去北京找工作。
但2020年年初,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她的计划。他们一家四口被困在家里两个月,这也是黄静波和倪金磊结婚后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。
那段时间,倪金磊有意好好表现。他包下了一日三餐,而从前他很少在家也很少下厨;女儿拉他下五子棋,他不再直接摆手拒绝,而是陪着女儿连下了十多局;不能出门,他就拉着儿子的手原地转圈做游戏。
黄静波第一次有了家庭的感觉。她形容自己理想的家庭生活模样:不用太富裕,只要两个人能一起遛弯、买菜、做饭,“你心里有我,我心里有你”。
倪金磊的发小程文彬也觉察到,他们离婚后,矛盾变少了。过去隔三岔五闹矛盾了,他总是站在他俩中间做调停的人。倪金磊告诉他:“离完婚后,彼此不会管着对方,更自由松弛了。”
黄静波记得,2020年大年初二,他们一家去她母亲家拜年。她母亲发现,3岁的外孙不愿意搭理人,对外界的互动基本上没有反应,便建议黄静波过完年带儿子查一下孤独症,因为她过去接触过这样的孩子。
因为疫情的关系,直到2020年7月,黄静波才带儿子到北京儿童医院做了检查,诊断出重度孤独症。
遵循医生的建议,她给儿子报名了北京的孤独症康复训练机构课程。9月开始,她每周一到周五送完女儿上学,再开车往返200多公里带儿子去北京做康复训练。康复训练课程包括认知、语言、感统、精细四门,前两节课170元/课时,后两节课100元/课时,每天要上四个课时,每月仅学费就要13000元。
但情况似乎没有好转。过去,儿子只是语言功能退化,不与人对视。后来发展到容易亢奋,哭闹不止。四个课时的康复训练共计两个小时,其中一个小时他都在哭,黄静波在教室外替他着急,每天600多元的课时费被他哭没了一半。
到了晚上,他必须开灯睡觉,但经常整宿睡不着,嚎啕大哭,声音大得楼下邻居都委婉地提醒黄静波,“晚上别带孩子下楼玩,他是否吓着了。”睡在隔壁房间的倪金磊有时按捺不住情绪,冲出来朝儿子喊:“再哭,我从窗户给你扔下去。”
黄静波拦着他,让他把门关上回屋睡觉,“儿子你不用管,你别添乱就行。”她几乎每天都要独自面对儿子的崩溃,9岁的女儿在那一年,也因为过度紧张焦虑,患上了抽动症,需要吃药控制。
黄静波说,她内心希望倪金磊能对孩子多一点耐心,抱一抱、亲一亲他。但她也清楚,丈夫从小到大没经历过事,儿子确诊孤独症这个事,他可能还要时间去消化。
黄静波给记者翻看,2020年9月,刚开始带儿子去北京治疗时的照片。那时的她烫了羊毛卷,每天都化了妆,笑盈盈地跟儿子,“那会儿,觉得儿子一年就能好,信心满满。”小半年后,康复费用投入慢慢的变多,但“看不到孩子的进步”,她不再捯饬自己,披肩的卷发换成了低马尾。
他们家鱼摊每月有两万元的收入,儿子去北京治病后,倪金磊每月给黄静波拿出13000元的家用,余下的钱用于公婆的生活开销。因为疫情和照顾儿子的缘故,2020年,黄静波的童装店大半年的时间都在交租,没有盈利。她也很长一段时间没给自己买过衣服、化妆品。因为压力大,月经不调,她只买了一次200元/副的中药,就再没舍得续。
那段时间,张璐经常能收到黄静波发来哭诉的语音。语音里,她说了半天不想管儿子了,但过一会儿又自言自语,说,怕自己走了孩子没人管。
倪金磊也说,很多次他在跟儿子发完脾气后,回屋睡不着觉。在黑暗里,他掉过眼泪,感到内疚又手足无措,他替儿子着急,不知道要如何去做才可以帮到他。
他起初接受不了儿子是孤独症,找黄静波吵架,埋怨她不该在儿子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去开童装店,忽略了儿子的成长;他也和父母吵架,觉得是他们逼自己生二胎,才会遭遇这样的窘迫。
但儿子好像也唤醒了他作为父亲的自觉。他说,儿子生病之前,自己的人生一直顺风顺水,没有独立挑起过担子。
现在为了给儿子多存些钱,他从去年4月开始,揽下了夜里去周边的大厂县、三河县拉鲤鱼的活儿,每晚有500元左右的收入。通常晚上九十点钟出发,夜里一两点回家。以往晚上10点准时睡觉的他,常常要靠香烟提神,抽烟的频次也由过去一天一包变成一天两包。因为长期熬夜,不到一年的时间,他发际线明显后移。
好友程文彬已经很久没有在游戏中碰见倪金磊上线了——过去,对方总是从晚上七八点玩到十点准时下线,因为第二天要早起卖鱼。
有的时候,黄静波一个人消化不了情绪,会把儿子哭闹的视频发给倪金磊。一开始,他觉得“负能量相当大”,不愿意点开看。慢慢地,他接纳了儿子现在的样子,还会回一句“今天有进步。”
去年10月份,她告诉倪金磊,她要带女儿回北京上班,挣钱还欠下的15万贷款。在此之前,倪金磊不知道她借过信用卡和网贷。
黄静波解释说,贷款都是儿子在北京做康复训练的一年多时间欠下的。倪金磊每月给她13000元生活费,只够交康复训练课程的费用,而往返北京的油钱,家庭生活开销都需要她另想办法。
黄静波没想到倪金磊会还贷款,若不是因为贷款即将逾期,她还会瞒着他,“因为过去他挺脆弱,经不住事的。”
倪金磊闷头猛吸了一口烟,对记者说,那笔钱他原本攒下来想再买一根金链子。尽管离婚了,但他觉得只要是为孩子花的钱,自己“都有责任”。
2023年大年初二,鱼摊的账清了后,他又给黄静波转了25000元还贷款。这一次,黄静波主动和他提了复婚,她发现他“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差劲。”
黄静波也想过把两个孩子都带走,但童装店做了没两年就关门了,她实在没能力供养。
此前一直有复婚想法的倪金磊却没有立刻答应,他坦白说自己的担心,“复婚之后,再欠更多的贷款怎么办?”
说这线点了,倪金磊刚从养鱼大棚拉上910斤鲤鱼返程,他身形高大敦实,坐在狭窄的驾驶座上,肚子紧顶着方向盘,眉头拧巴,看上去有几分犹豫和苦涩。
倪金磊家的鱼摊生意一直由他母亲当家,每月给他开生活费。他记得, 2017年黄静波怀二胎的时候,当过一年家。一年下来,家里除了换一辆装鱼的货车花了五万多元,以及黄静波买了辆5.6万的二手汽车,基本上没有余钱。“但我妈当家一年能给我攒15万。”
他们一同生活了十年,他卖鱼风雨无阻,只有每年初一休息一天。在他看来,每月往家拿的五六千元生活费——他的辛苦钱,足够一个县城家庭过上温饱的日子,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儿,欠下10多万债务,还卖掉了自己结婚前买的金链子,他也觉得委屈。
但当黄静波开始收拾行李,准备出门租房的时候,他有些慌了,“别人对孩子肯定没有亲妈上心,为了孩子也得在一起过。”
相较于第一次结婚,这一次他们的想法有些变化了。黄静波说,过去,她把婚姻想象的太过美好,但真实的婚姻需要做出很多妥协,磨合出彼此舒服的状态。
现在,倪金磊主动收拾碗筷,陪女儿下五子棋,或是帮儿子打开一个玩具包装,她都会把“我老公现在特别好”这句话挂在嘴边。
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,心事都憋在肚子里。她记得第一年结婚的时候,她很期待倪金磊送的生日礼物,但他都不记得她的生日。后来,她学会主动向他说,他也愿意配合她买一捧花或一盒巧克力,让她高兴一下。
倪金磊的脾气变好了。他说,相比22岁时,32岁的自己“会想开一点,不那么计较。”如果惹媳妇生气了,也不再像过去一样,冷战好几天,“叫她两声,媳妇今天吃啥?我媳妇一搭话,事儿就过去了。”
有一次,黄静波高烧三天没怎么吃东西,随口说了一句,想吃馅饼。他晚上回来,从棉袄里掏回一袋热乎的馅饼,让黄静波感动得不得了。
今年3月,他们的儿子在离家不远的一家普通幼儿园就读,每月学费1200元,和其他孩子唯一不同的是,他需要回家午休。这家幼儿园的园长是黄静波的服装店老顾客,老师也是邻居,都很照顾小朋友。
其实在此之前,他们在五六家幼儿园碰过壁。唯一一家幼儿园同意接收,但提出条件,其他孩子每月全天托管费用1680元,他们家每月半天托管费用2000元,因为幼儿园需要腾出一个老师专门照顾。
好几次放学,黄静波发现儿子下巴磕青、眼睛肿了,或者大拇指被夹。念了三个月后,黄静波就不让他再去了。
让她惊喜的是,今年以来,5周岁的儿子哭的次数少了,认知能力也在变好。她教他做一个下蹲的动作,通常重复20遍,他就能记住。
这些变化在他5周岁之前,黄静波都不敢想象。她想起之前和儿子说的话:“你不会说话,妈现在都不着急了。只要你不哭,妈就已经心情很愉悦了。”
那次和她分别的时候,刚好她下单的防切割手套到货了。她说,准备帮衬倪金磊一块卖鱼。
两个多月后的5月底,当记者再次拨通黄静波电话时,她正在鱼摊卖鱼,电话里传来菜市场喧闹的人声。她笑着说,现在每天早上把儿子送去幼儿园,把女儿送去学校,8点到11点半就来鱼摊和倪金磊一块卖鱼,顾客都夸她是鱼摊的“颜值担当”和“销售担当”。
对她而言,卖鱼更像是某种喘息,从“儿女时间”中短暂抽身。不久前,儿子又被幼儿园劝退了,她几乎把县城的幼儿园都跑了一趟,才找到一个离家比较远的愿意接收孩子的地方。儿子放学后,她每天下午带孩子去县里的中医院康复,晚上再教他一些简单的词句。
最近,她换了微信头像上的照片,照片里的她肉眼可见地瘦了,又开始化妆了。“以前总希望有机会回到22岁,现在觉得32岁真好。” 她感慨。